正当狂烈的沙尘暴在地处戈壁荒漠南疆的西宁市肆虐之时，葛建北（音译）却在他不受风沙侵袭的办公室里，遥想离脏乱荒凉的青海省省会西宁半个世界之遥的另一个荒漠。这位西宁市外贸局代局长在最近的一次国外考察中，曾前往内华达沙漠并立即爱上了这个地方。这里干燥炎热的自然环境令他想到了戈壁，而拉斯维加斯的繁华奢靡又令他忘记了沙漠的荒凉景色。
他的想法粗看起来似乎荒唐可笑，西宁位于中国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内陆的中部地带。赤贫和愚昧统治这一带已达几个世纪之久。在东部人看来，青海省的名字令他们想到了贫瘠的沙漠和远逐他乡。今天，西部的资本收益率还不到东部沿海地区的一半，而且西部地区不稳定的局势也开始使北京方面感到不安。西部地区是几个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维吾尔族、回族以及和他们杂居的藏族——的聚居地。
中国领导人急切地希望能避免这样可怕的灾难，于是他们直接启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投放数十亿美元现金的项目，以完成从前没有任何一个政权真正做到的事情：归化西部。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运动：看来没有人知道总成本可能有多大，或者所需资金从何处筹集。“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广及54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土和分布在6个省（甘肃、贵州、青海、陕西、四川和云南）、3个自治区（宁夏、西藏和新疆）以及1个直辖市（重庆）的3亿人口。江泽民主席在上个月视察了甘肃和宁夏，为促进该项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开提出西部开发的成功与否事关社会稳定、党能否继续执掌政权和“中国人民的崛起。”
内陆地区的多数人并不能确定将来能获得什么，早在1949年，党的领导人就许诺他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邓小平在80年代推动的经济改革为沿海经济特区带来了新的技术和资金，西部省份却被拉在了后面，它们的经济实力因为耗资无度的国有企业过多和私有企业过少而逐渐消耗殆尽。邓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但多数西部人对此只能说说而已。
在某些偏僻的居民点，贫穷和与世隔绝的状况令人吃惊。例如，3年前，朱镕基总理视察了广西一个名叫三腿羊的偏远小村。村里唯一的水源是一条由村民架设的越过山脊的金属线，村民就靠这条线滴淌的水维生，因为他们实在是穷得连水管都买不起。中国最高层领导对西部居民孤陋的程度深感震惊。
由江总书记推动的，始于1996年的“西部大开发”运动，到今天依然显得时间过于短暂，因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西部开发的成效已经初步显现，西部居民翘首以盼的“新西部”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推动西部开发进程的动力包括引进大量外部资金、为50%的缺乏日常用水的农村居民探测水源，甚至还有通过网络架设西部和外部沟通的桥梁等宏伟计划。“我们不只要修路，”西宁市委书记白恩培（音译）雄心勃勃地说，“我们还要铺设信息高速公路。”迄今为止，大部分耗资巨大的项目都属于公共工程：如高速公路、铁路线、以西安为枢纽的国际空港、陕西的高科技开发园区、一条贯穿柴达木盆地直达上海的天然气输送管道。
投身于西部大开发运动的政府官员们坚信他们能在前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他们的信仰基于一个理由，这是西部地区首次推行的靠市场力量和私人投资意愿推动的开发计划。在近几年前，诸如青海这样的偏僻省份，因为令人敬而远之的劳改农场和高度保密的军工厂，即便是内资企业也不愿眷顾。而现在内地居民打着巨大的横幅欢迎外来投资者。西部地区的所有企业都在忙着争取上市，寻找审批宽松的贷款和争相同外国公司合作。青海省宣传部部长梁晓波（音译）说，“请转告西方投资者，西部欢迎他们，他们也将在这里发财致富。”
事实上，投资者们早已聚集在古都西安，在这座古城的大学和研究中心里，云集着大批高科技人才和急于成功的法人投资者。IBM已经在一个小镇投资了2000亿美元用以建立软件开发平台。另一个计算机巨人，惠普，也承诺投资800万美元建设一个“电子商务解决中心”。即使西部省份中最苦难的城镇也争着迈入互联网时代。
西部大开发的决策者们可能再也找不到比杨海文（音译）更狂热的商人了。这个贫民的儿子，26岁的林业局职工，在青海农林中专学习的几年中，对计算机产生了狂热的兴趣。他在距西安市10公里的苗种场种植了大量的松树和其它其它植物。杨现在负责苗种场的计算机系统，该系统控制着两层楼高的温室的灌溉和气候状况。现在他实际上住在计算机控制室里，几乎可以说是一间只有椅子和计算机桌的简朴岗亭。但杨本人感到无比幸福，因为他所负责的造林计划是西部大开发的10大工程之一。中国政府的许多官员现在意识到，如果没有适当的安全预警系统，开发运动终将带来巨大的环境灾难。杨正在为规模宏大的造林计划培植第一批苗种。“我认为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西部大开发运动，”杨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它为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了机遇。”
开发热潮甚至席卷了位于西宁城外北部山麓的道观，其中的一座亭子上挂着一条红色的标语横幅“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观中的16位道士和3名尼姑究竟期望能从江的计划中获取什么好处呢？一位身穿明黄色丝质道袍的年轻道士说：“我们需要开发，因为我们太穷了。经过开发，我们这里将成为旅游中心。现在我们为修葺道观需要24万美元。台湾一直答应捐赠一部分钱，但从来也没有兑现过。”观主正依靠自有力量先期组织一些开发活动，他在道观下贫瘠的山坡上栽种了玫瑰、红山茶、黄郁金香、果树及松树。道士们说：“老话说，花和树在北坡无法成活，因此人们对这里的景观感到简直难以相信。”
西藏问题一直让青海省深感棘手，因为青海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占总人口的42%。西宁城外壮观的塔尔寺是藏佛教最庄严的圣地之一。但青海省官员坚持说他们已经在杜兰地区建立了游民隔离区。省计委主任罗朝阳（音译）说，争议地区的人口极其稀少，根本就不存在破坏当地社会结构的问题。罗说：“那个地区基本无人居住，看来看去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杜兰地区看起来确实很荒凉和可怖，但并不是渺无人烟。肥猪餐馆的经营者陈从江（音译）就是生活其间的一位居民。在劳改农场停发他的工资以后，陈自己开垦了一片地方。但政府新修建的高速公路绕开了他好不容易平整好的路面。陈现在很担心他的生意将无法维系。他以所能想到的各种方式提出抗议，包括竖标语牌，自费去北京到交通部请愿。“开发应该能让我们获益，”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搅动着黑色粗瓷大碗中的面条，“而不是夺走我们的生意。”
随着西部大开发运动的推进，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人抱怨不休，也会有大量的金钱流失。计划的制订者们低估了开发对环境潜在的破坏力。当地的熟练劳动力已经流失殆尽，外来者（如果他们愿意来的话）又需要进行工作培训非熟练工人需要接受新的培训。不论中国政府在西藏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会成为国际干预的借口。近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只不过是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冲突。
面对这一切，江除了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他必须有所建树。据《时代周刊》所知，共产党正在各地官员中进行一场党内调查，以了解如果东西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可能造成的后果。84%的官员认为将会引发社会动荡，16%的官员认为国家将会分裂。无论如何，前面的道路是艰难的，在80年代，邓的改革开发听起来似乎不错，而当时没有人相信会真正产生收效，但现在看来，收效是明显的。东部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如果江有能力的话，现在该他来完成自己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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